探寻中国文化根脉：追溯旧石器时代，解锁古老精神内核？

不妨让我们进行一次这样的心灵之旅，追溯思绪至遥远的古代，探寻中国人的起源。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中国文化能够历经沧桑而愈发鲜活，源源不断？它的精神核心是否稳固不变？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回溯到中华文化萌芽的史前时期，那是考古学家们热衷研究的时代。文化传统，亦即文明，乃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的产物，内涵深厚，涵盖诸多习俗、生产模式及社会架构等方面。其中，稳定的文化精神才是真正彰显文明特质的核心所在。在我国考古学尚未充分发展的时期，历史追溯往往仅限于诸子百家的范畴。然而，如今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历史文献的界限，借助考古学的成就，深入挖掘中华文化最悠久的精神根源。

旧石器时代中国文化的根脉

中国文化的根基深厚悠久，得益于考古学的发掘与探究，我们对文化起源的了解至少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末期。在我国这片土地上，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特征可用八个字来总结：形态各异，粗细不一，方位分明。自旧石器时代初期起，我国南北地区便显现出文化上的差异，南方地区多采用粗大的砾石作为雕刻材料，而北方地区则更倾向于使用小巧的石片。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期，我国北方地区兴起了一种名为细石叶的技术，该技术延续至历史时期。这种技术主要用于制作标准化的石刃，并将这些石刃镶嵌在骨柄上，进而制作出各式复合工具。与之相对，南方地区则长期以砾石工具为主导，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小石片工具的使用也有所增加。我国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与欧亚大陆西侧及非洲地区的技术存在显著的不同，这一特点贯穿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最终形成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形态。欧亚大陆西部地带广泛存在阿舍利技术，其特征为双面加工的手斧；勒瓦娄哇技术，即通过预制台面制造特定形状石片的技术，亦在中国境内有所发现。然而，这些技术的分布较为分散，难以让人确信其是文化传播的产物，反而更像是人类技术适应性的体现。

旧石器时代对中华文明有何种影响？有人觉得，那个时代太过久远，人类群体或许已经发生了变迁，因此不太可能留下文化遗产。然而，人类文化的演进是连续不断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得知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延续了一百至两百万年，其根本特征保持传承，并对后续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仅存在简单的石片和石核技术，而西部地区则拥有更为复杂的两面器技术和勒瓦娄哇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被统称为“莫维斯线”。此外，有学者推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可能利用竹子来制作工具，从而无需掌握复杂的石器技术。然而，这一假设难以解释为何在缺乏竹子的北方与南方，石器文化却展现出相同的特征。近二十年来，考古领域的研究揭示，欧洲与亚洲大陆交界处的技术在中国同样有所发现，尽管其普及程度并不高。高星先生指出，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因地制宜、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特点值得关注，南北方的旧石器时代石器文化均具备这一特性。事实上，这种文化特性是中国历史时期文化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精神核心。

细石叶技术无疑是展现旧石器时代石器工艺复杂性的典范，这种依赖间接打击方法制作的技术，堪称石制工具工艺的极致。在中国北方地区，这一技术曾广为流传，其影响甚至扩散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和亚洲大陆的西侧也存在类似的技术，尽管其制作理念存在细微差别。东部地区通过将细小的石刃拼接成工具，展现出以“合”为特征的制作工艺；而西部地区则是将较大的石叶劈成更小的石刃，形成以“分”为特点的制作手法，这样的差异彰显了两地文化习俗的不同喜好。

农业起源范铸中国文化

中华文明，多元融合而整体统一，源远流长，未曾间断。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它秉持着和平与包容的理念，凭借创新与智慧，跨越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文明体系。这样的成就，究竟缘何而来？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历史、一万年的文化传承、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正是这些历史的长河，塑造了文明的独特品质，磨砺了文化的精神内涵。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人类历史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这便是农业的诞生。农业的出现使得生产有了富余，从而支撑起更大规模的人口和更高的人口密度。这一变化催生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即所谓的“文明”。在考古学中，文明的核心特征便是拥有国家或类似国家的组织形式。人类文明的发展根基在于农业风物长宜放眼量，《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指出，农业生产的多样性是造成人类社会历史命运各异的关键因素。此外，农业生产的多种模式和悠久历史，也塑造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独特的风貌。

中国堪称农业时代的幸运之国。审视人类农业的发展历程，全球形成了三大农业体系，分别是：以小麦和大豆种植为核心的西亚农业体系、以玉米和根茎植物种植为核心的中南美洲农业体系，以及以粟米和水稻种植为核心的中国农业体系。我国独占一席之地，更成为了整个欧亚大陆东侧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中国的农业体系实际上是由两个独立的系统构成的，分别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北方旱作农业系统，以及以稻作为主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系统。这两个系统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阶段，就已经显现出初步的融合趋势。根据目前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农业的诞生经历了一段悠长的历程；中国和西亚被誉为全球最早的两个农业发源地，大约在两万年前，农业的种子开始在这里生根发芽；随后，陶器以及磨制的石器，如石磨盘、磨刃工具和穿孔石器等，相继问世。到了大约一万年前，我们看到了农业发展的明显迹象，包括动植物的驯化和人类的定居生活，这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然而，直至距今约六千年前，史前时期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才得以全面形成，构建起与环境相协调的文化体系，涵盖了技术、社会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与西亚和中国相比，美洲的农业发展起步较晚，这主要是因为人类较晚抵达美洲，当时的美洲地区拥有丰富的狩猎和采集资源，农业并非必需。美洲的农业结构尚不完善，缺少适宜驯服的体型较大的哺乳动物，例如牛和马，这就导致该地区缺乏足够的畜力。

西亚地带，谷物栽培与牲畜养殖自古便分道而行，各自独立演进，双方通过贸易往来构建了共生模式。相较之下，我国在史前时期便孕育出谷物栽培与牲畜养殖相辅相成的生计模式，塑造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自给自足意味着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减少，稳定性增强，但相应地，这也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在谷物栽培与牲畜养殖的领域里，前者占据着主导地位。我国的核心农业地带主要集中在季风气候区，那里雨量和热量同步，这有利于提升农作物的产量。然而，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使得降水量的多少波动不定。为了确保稳定的收成，降低洪涝和干旱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景观进行改造（比如开垦山林、建造水坝）、建设水利设施显得尤为关键。考古发现证实，在五千年前，良渚和屈家岭两地已着手进行水利设施的建设。我国农业的进步赋予古代中国人自信与气度，他们敬畏自然却从不向自然低头。因此，我们认定我国文化内涵中蕴含着积极的人文主义色彩，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或许最能恰如其分地概括我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在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农业体系显得尤为成熟，其显著特征便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孕育。尤其是在南方的稻作农业地带，文化生态系统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能够实现物质的彻底循环，将所有废弃物转化为肥料回归土地，即便是流入江河湖海的物质，也能通过水产养殖得到二次利用。经过精心打理的稻田，即便经过长期的耕作，其肥力不仅不会减少，甚至有可能变得更加丰富。诸如传统的桑基鱼塘、垛田等农业模式，即便在现今，依旧被视为生态农业的杰出代表。农业文化的长期发展，为中华文化注入了一种鲜明的整体意识，这种意识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得到体现，并在文明进程和历史阶段中不断得到加强。

史前时期，我国并存着两种主要的农业模式，这一现象为中国文化的持续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种农业体系相辅相成，北方的旱地耕作农业促进了干旱土地的开发，而南方的稻作农业则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充沛的土地。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稻作农业便已扩散至黄河的中下游流域。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的士族群体大规模地向南方迁移，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拥有广阔的缓冲地带。每当草原部族占领中原，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依然得以保留。现今，水稻的种植已经延伸至黑龙江流域，而在历史上，粟黍在南方地区也曾广泛种植。这种相互补充的农业体系不仅扩展了可耕种的土地，而且确保了更多人的生计得以维持。我国传统农业体系本身就展现出极高的稳定性，不仅动植物资源丰富且得到充分利用，而且广泛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植物品种，持续助力开拓更多可耕种土地。例如，在夏商时期，引入了西亚的马、牛、羊以及大小麦等植物；而在明朝，又引进了美洲的玉米和红薯等作物。深厚的文化传承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强烈的历时性，正如俗语所说“事物长远，宜放宽视野”，这伴随着对长期趋势的洞察和对全局的把握，这与强调整体性的理念相吻合。在历史的风云变幻、兴衰更迭面前，中国文化展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并保持着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斗志。

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在于其鲜明的非宗教性和非血统论性质，这一特色同样源自于我国农业体系的开端。得益于农业体系的完备、多样与稳固，社会内部的矛盾得以通过激烈或平和的变革得到缓解，无需借助对外扩张来寻求解决方案。

文明化进程的推动

天下观的形成既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亦为这种交融提供了动力。文化交融得以发生的另一关键条件，便是多元文化的先行存在。在旧石器时代末期之前，人类的居住地相对集中，人口数量不多，各地区的文化特色并不显著，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主要的区别。自旧石器时代末期起，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尽管如此，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依然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历经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一些群体迈入了农业社会，例如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另一些群体依然保持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西南地区为代表；还有一些群体选择了农业种植，尤其是根茎类作物的种植，这在岭南地区尤为明显；还有一些群体虽然依旧从事狩猎采集，却开始转向利用水生资源，这使得他们具备了定居的能力，进而形成了复杂的狩猎采集社会，东北地区便是其中一例。在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时间段里，转向农业生活方式的群体逐渐发展出了相应的适应性，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形态，包括辽西的兴隆洼文化、山东半岛的后李文化、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彭头山与城背溪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关中的老官台文化、陇东的大地湾文化以及冀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裕民文化等等。这些考古学文化及其后续的发展，共同构筑了多个不同的文化区系，而这些区系之间相互交流影响，关系紧密，构成了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核心区域。中华文明之所以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是因为它自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以来，经历了不断的分化与进步。

大约六千年前，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逐渐显现出社会结构趋于复杂的端倪，这表现在诸如大型墓葬中随葬品的丰盛、器物制作工艺的精良以及聚落规模的等级化等方面。这些不同的文化区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文化交流，共同构建起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交流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文化区系在文化层面上达成了共识，例如普遍使用大口尊作为礼仪用品，共同尊崇玉器等，这便是考古学上所指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并非表明此刻的中国已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府，而是指出各地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礼仪规范，这表明当时已确立了一套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玉器和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玉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相似之处，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相似性与社会上层阶级之间较远的交流有着密切联系。受民族志的启示，当时大众间的互动或许已成为更为普遍的沟通方式；为了实现通婚以及减少社会风险，不同群体之间本身便需要定期进行交流。史前时期，我国涌现出多个文明核心区域，诸如辽西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及太湖周边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地方性的文化核心区域，纷纷向中原地区汇聚，其目的或许是为了以最小的活动范围，实现对最大区域的有效控制。文化交融的持续积累，最终催生了中原地区王朝政治的崛起，并孕育了夏王朝。夏王朝作为一个广袤的王国，其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地方统治机构。

在农业时代，相较于周边的狩猎采集和游牧社会，农耕社会能够承载更多人口，并形成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得益于这种生产力上的优势，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融合得以持续进行。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史前的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已经完全成型，农业人群开始向更广泛的地区大规模迁移。南方稻作文化的人群向岭南、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扩散，而北方农业人群则向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扩展，青藏高原上形成了稳固的文化适应模式。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化融合的领域得以进一步拓宽。文化融合不断进行，范围持续扩大，最终演变成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文明化的主要进程集中在辽河、黄河和长江流域。王朝的兴起，标志着第一次大规模文化融合的圆满完成。此刻，那些我们熟知的汉字走进了历史的舞台。汉字主要承载着意义，相较之下，欧亚大陆西侧的文明文字更侧重于表音。以表意为主的特点有助于减少因读音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从这个层面来看，汉字的存在是文化融合的必然需求，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化融合的进程。在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念亦然，“天下”在中国人的心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象征着一种共同的命运体。世间构成一个敞开的大门，任何人若是有意加入，便能共同享受文化的盛宴。这种天下观念蕴含着文化的包容精神，正是当今世界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完整性、深厚的历史底蕴、非宗教性质、非血统论等特质一脉相承，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现实担当，进而凸显了人类存在的价值。中国文化不分种族、宗教、肤色、性别……普天之下，命运相连风物长宜放眼量，息息相关。中国文化的精神财富得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挑战。

陈胜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首席专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

《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19日 11版）